政治核心的争论被梁丰主导的《汴水闻见》一脚踢爆，给大宋乃至辽国都带来了强烈的震动。首先是一向以爱好和平提倡经济发展的耶律隆绪处于很被动的地位，辽国的内部因为大宋的反应而展开了激烈争论，一贯以软弱面貌呈现的南人，都有声音出现企图染指党项的巨大利益了，咱们兵强马壮的大辽还有理由坐视不理吗？
以契丹现在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确没必要再跟大宋玩儿什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游戏。等南人打下党项自己再出手？笑话，那跟自己先下手拿下党项的难度有和区别？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更何况，同南人讲道理，历来是大辽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如果让南朝占了先机取下党项，自己再去抢的话，这群聒噪的乌鸦必然会组团过来骂街，虽然癞蛤蟆上脚背，虽然不咬人，可那膈应的滋味还真心不好受！
尤其是以耶律宏为代表的宗亲鹰派，根本就不论什么政治影响，只知道拿下党项，让南朝处于大辽的包围圈之内，这里面的长远政治利益不用说了，光经济前景就足矣使大多数人垂涎三尺。从今以后，大辽就会又多出大片广袤而水草丰美的牧马之地，党项的青盐足矣解决大辽所需，不用再靠对南朝那点点的敲诈勒索和榷市的交易获得，得节省多少银子倒流回南朝？
最有利的就是南朝辛辛苦苦缔结的澶渊之盟，到时便成了一张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当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陡然摆开比以前多出一倍的阵线来面对一个软弱的经济帝国时，契约还有用么？就算老子不动手，就这么冷冷地看着你，你也得乖乖让出利益来供大爷挥霍！
耶律隆绪心动了，但以他稳妥的稳健性性格，还是决定模仿一下南朝文化，来个先礼后兵，师出有名。于是降诏大夏国，父子相残，实乃宗主国之所不能无视。要么你们放下刀兵和解，要么大辽来帮你们调解嫌隙。
诏书一下完，不等党项回音，大辽立刻沿途集结大军，分别从中京道、北京、西京、内州一路征调，组织了号称二十万大军陈兵三角川一带。
总算人家人性化，没顺着辽宋边界递进，可也把大宋边防吓了个半死，沿途从河间府到太原府一线，全像只受了惊吓的猫，浑身的毛倒竖起来，弓着背，瞪眼等着北辽的军队大摇大摆地远远走过。
然而大宋还在以文官主导的统治集团内部无休无止地争执，扯皮，攻捍。鹰派以寇准为代表，广大武将以及大宋底层百姓最为坚定，叫嚷着拿下党项，收复失地，平了大宋后顾之忧。鸽派则以鲁宗道为代表的广大文官集团、富商巨贾、中产阶级和黄淮两岸鱼米之乡的百姓，强烈反对国家用兵，要求过好自己的日子。
这里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就是目前以和尚仲殊为主编的《汴水闻见》，有邓圣的帮忙，加上他遵从梁丰的规划，遍地撒银子，招募许多能写能跑的“记者”四处采编新闻，这段时间靠着不大不小的新闻和其副刊，倒也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老少咸宜。相比之下，《京华报》的死板、官腔、说教以及空洞无物让人生厌。
得益于这个好载体，仲殊接到梁丰的长信便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造势。按照梁丰授意，仲殊并没有干那种一面倒的事，而是采用了中立的态度，不断将正反两方面的争论刊载在报纸上，供百姓自己判断。
刚开始还是靠记者挖掘消息，谁谁谁上本反战，谁谁谁上本讲打。后来居然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奇异的现象，因为《京华报》的保守和摇摆，根本不敢提这场争论。导致正反两方面凡是有点名气，压力又不大官员、名士、才子们竟渐渐地主动同《汴水闻见》联络，登载自己的文章，宣传自己的观点。
非常热闹，彼此攻防，眼花缭乱，吵得一塌糊涂。搞得刘娥每天起床必须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汴水闻见》，瞧瞧有啥新见解。同样这也成了相公大臣们的每日必修课程。
冬月二十，宣战遥遥无期，争吵却到了白热化状态，十九这天，《汴水闻见》分别刊登了四个人的文章，其中一个是不甘寂寞的范仲淹，认为因该采取谨慎攻势，徐徐收复银、夏二州。正与王德用、梁丰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另一个是监察御史刘平，言官里的另类，极端主战派，叫嚣全面进攻，一举荡平党项，拿下河套地区，可以养马，可以耕作，可以利用沙漠阻止北朝南下的铁蹄；第三个是任中师，秉承太后的意图，坚决反对一切军事行动，主张收缩兵力，严防党项殃及大宋或是北朝乘机揩油；第四个是侍御史张存，发表文章说“兵役不息，生民疲弊。彼既有内乱，未见悛心，名号未正，颇羁縻之。”还是老调频弹。
不偏不倚，正好二对二。由于四个人的身份、地位、名望所致，更高级的干部也不会在报纸上发声，更低级的说话也没人看了。这四个大神便成了十九这天朝野内外谈论的焦点。
第二天上班，大佬们都到宣政殿开会去了，只剩下五六品以下的中级官员看家。正赶上昨天纸短情长，《汴水闻见》上没说过瘾，于是刘平和任中师张存几位身边就各自围了一群人，继续听他们高谈阔论。刘平自然是喊打喊杀好不快活，隔着院子对面的任中师却冷哼主战派匹夫之勇，有意无意间，两派人从在屋里说话变成大冬天开窗说话，又从开窗到开门，最后大家干脆站到院子里敞开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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